摘 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党中央要求党的领导干部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胸怀‘国之大者’，对党忠诚、听党指挥、为党尽责。”“国之大者”秉持人民至上，彰显历史自觉，坚持实事求是，突出问题导向，强化战略思维，发扬斗争精神。理解“国之大者”的重要内涵和时代价值成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点。这需要我们正确理解将现代化战略目标定为“政治目标”重要意义，把握党的领导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关系，牢记“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同时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

关键词：“国之大者”；治国理政；先进性；纯洁性

 理解“国之大者”的理论前提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立足于经济与政治的辩证统一关系揭示了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反作用于经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指出经济建设是政治的主要内容。邓小平同志继承马克思主义思想，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怎样利用新的政治所取得的各种有利条件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成为新的革命任务。他认为如何建设巩固与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因而要求对经济要坚持首先从政治角度去看。

 十月革命后，列宁提出了“经济方面的政治”的观点，认为经济建设本身就是政治，由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当经济建设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时，经济建设和发展本身就成为最大的政治任务。这一方面是指必须为经济建设和发展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和条件；另一方面是指无产阶级要彻底消灭阶级、实现人类的社会解放这一历史使命，还应该实现社会的经济解放。

 邓小平同志继承了列宁的“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的方针，善于从“政治角度”考察当代中国的经济问题，逐渐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邓小平同志更鲜明地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我们的政治路线和总路线。其关于经济问题的论述都从这个最大的政治出发。经济发达，国力就强盛，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就高。因此，邓小平同志把中国经济建设和发展问题纳入当今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大潮中考虑，赋予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以极强的“政治上战略上的意义”。

 党的十九大“两步走”战略提升了我国在21世纪中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信念，明确了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从追赶走向超越的历史方位，为发展中国家开辟现代化新道路提供了经验和借鉴。新的历史条件下，党面临的执政环境和社会条件已经并继续发生着深刻变化，能不能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牢记“国之大者”成为我们开启新征程和治国理政的关键一招。作为“国之大者”，我们要胸怀两个大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路径是整体推进。如果说“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理解现代化新征程的理论基点与逻辑起点，那么，整体推进就是我们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实践与承前启后的重大探索。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奠定了原则和方向。以此为指导，党、政府与社会的互动耦合构成了新时代现代化的整体推进格局。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关系，成为我们理解“国之大者”的基本前提。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国之大者”，集中表达了新的历史方位之下的政治要求

 为人类作贡献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实现崇高理想的必然要求。《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长期以来，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之一。面对新时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要求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确立“国之大者”的大局视野和战略眼光。“国之大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共同融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之中。所谓“国之大者”，就是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国之大业，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国之大计，事关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国之大纲。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心怀“国之大者”，认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集中表达了新的历史方位之下的政治要求。

 人类社会的发展对我国国家治理提出了严峻挑战。在这一特定情势下，现代化新征程就必然有着更为繁杂的内容，必然有着作为负责任大国必须担当的责任和义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成就表明，现代化新征程和现代化强国的实现，关键在党，关键在人。这是中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和走向充满自信的现代化强国的基础所在。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把现代化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把人类社会治理文明的先进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治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根本性的大问题”，同时强调“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进入新发展阶段后，“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是由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最根本任务决定的。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一种治国理政的智慧，“国之大者”的核心是顾全大局，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谋划推进工作。只有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敢于担当，善于作为，才能将“国之大者”落到实处。作为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国之大者”，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表明，经济发展需要围绕生活质量提高和生产率提高这两个基本点展开，这也是现代化高级阶段的要求。那么，如何平衡“强国与富民的关系”“经济成长与社会建设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成为题中之义。一是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二是经历了40多年高速经济发展，当代中国的社会矛盾、社会领域积累的风险不断累积，迫使我们必须努力在经济成长与社会建设之间寻求新的平衡。三是中国社会已进入新的历史方位，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新的难题，新时代如何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一个重大命题。

 “国之大者”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之大者”就是在“强领导、广协商、大统战”的格局中，构建与中国历史社会文化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国家治理体系。首先要解决好价值体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使中国在国际交往中占据了国际社会价值体系的新一轮制高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中国治理全球事务能力的重要支点。

 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如何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转化为政策设计内嵌于现代化的实践之中，是我们何以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据。康德的“人不是任何人的工具，而是自身的目的”这一思辨领域的革命，要化为真实的政治实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这也正好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探究“国之大者”的动力。就此而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以人民为中心”，可视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两根价值支柱。在国际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资本和强权征服的逻辑；在国内层面，以人民为中心则奠定了现代化强国的终极指向。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相互统一、相互促进与相互强化，是现代化新征程的重要特征，也构成了我们的研究视角。中国现代化获得成功的前提条件依然是党的领导。党的领导的关键在于，在每次重要的历史关头都能具有敏锐准确的方向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需要始终保持与人民的血肉联系，不断学习现代化更高阶段的新知识，提升治理能力，努力使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这些将是未来三十年牢牢把握现代化领导权的关键。这是理解“国之大者”的基本要求。

 “国之大者”是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问题，要求我们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

 当前，世界发展面临各种问题和挑战，各种社会政治思潮交锋激烈。作为“国之大者”，中国切实回应国际社会的共同诉求，准确把握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科技的飞速发展，各国联系更加紧密。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结构已深置于全球范围的互动关系之中，世界各国都面临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需要集思广益、共同探讨。因此，面对机遇和挑战，始终对“国之大者”做到心中有数，就要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对于人类的“较大的贡献”。在全球化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我们不能固化于过去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而要形成以问题为中心的“前沿意识”，明辨方向。这就要求我们在“两个大局”的交织激荡中时刻牢记“国之大者”，这要求我们善于处理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在权衡利弊中趋利避害、作出最为有利的战略抉择。“国之大者”是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问题，要提高政治执行力，把“国之大者”落到实处。习近平总书记将治国理政中的很多事务都称为“国之大者”，判断的标准就是“是否事关党和国家根本利益”。这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思想都蕴含着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视野与人类关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和全球人民的共同利益、普遍利益、共同命运联系在一起。20世纪初生态环境危机、地球资源危机、核战争的威慑等使人们发现需要正视人和自然的关系。如今，我们更需要跳出两极对立的思维来思考人类的命运和前途。同时，也要注意最高层次的人类主体问题，人类主体的出现通过人和自然的关系，即生态危机、资源危机、战争危机，以及政治上两极对立所造成和遗留的人类冲突的各种危机而表现出来。这些问题实际都在呼唤着在全球性的问题上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就此而言，保护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者”，因为良好的生态环境事关人类永续发展。

 第二，全球化导致了地缘政治的重大改变。一些西方国家认为其政治、经济制度在社会发展和转型领域具有普适性，但中国的发展成就表明，未来社会发展模式将呈现多样化结果。历史已经证明，任何国家单靠自己的市场和资源发展经济很难取得显著成效，只有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才能快速推进经济发展。就此而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就是“国之大者”。作为一项造福全人类的事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使命。中国不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倡导者，更是这一理念的践行者。

 第三，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胸怀两个大局，立足中国与世界两个视野，坚持独立自主，同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出一条迈向现代化的强国之路。“国之大者”就是要用广阔的世界历史眼光来审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从来不排斥任何有利于中国发展进步的他国国家治理经验，而是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如果把治国理政置于世界历史的视野中，就会发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因此，新时代必须继续加强制度建设。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互动使国家治理难以在封闭的政治空间中充分展开。经济现代化同样如此，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的互动使经济建设难以在封闭的市场空间中充分展开。就此而言，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就是“国之大者”。因为通过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以此构建完整的双循环体系，是顺应时代之需的大战略。

 第四，当今世界，现代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举。马克思关于现代性与全球化的理论，是将现代化放到全球化过程中来考察，用“世界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和审视现代社会的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使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判断，反映了中国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也是社会发展历史性的提升。我们党逐步克服对传统计划经济的“路径依赖”，始终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目标，创造性地探索出了一条成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和实践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不是表现在更多的领域中直接配置资源，而是用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来建设和监管市场本身，建设与塑造社会主义市场，确保我国市场本身的社会主义性质。就此而言，“国之大者”所开创的中国奇迹就是把现代化、市场经济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联系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五，政治生态建设关乎执政党的长期执政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现代化建设面临机遇和挑战。这种情况下，必然会更加突出政治性。政治生态建设也必须以政治性为统领。具体而言，就是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要地位，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将全面从严治党的一系列重要部署贯穿到政治生态建设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良好政治生态对于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具有重要意义。其一，要构建完备的制度体系。其二，要营造良好的制度执行环境。完善党内制度学习机制，使制度执行具有主观保障。从这个角度看，良好的政治生态是“国之大者”，未来一段时间内政治生态会保持持续优向转型的基本方向。具体来说，一是以“国之大者”进行政治动员。政治动员是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所形成的政治动员模式至今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二是人类发展和进步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不断创设制度，走向制度文明。因此，政治制度文明建设应以创新党的执政制度建设为先导，以创新人民民主制度建设为基础，以创新法治制度建设为保障。三是加强党的自我革命，强调“两个务必”，牢记“三个坚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在新时代把党的自我革命不断推向深入，才能确保百年大党永葆青春，成为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面对新发展阶段的一系列国际国内风险挑战，必须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这是新时代“国之大者”的风险政治逻辑。这些是我们理解“国之大者”的基本遵循。（参考文献略）

原载于《人民论坛》2022年第3月下期，总第733期。

作者简介：乔兆红，女，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高端智库首席专家，上海东方讲坛特聘讲师。2003年6月获中山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同年7月进入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2012年调入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工作，2021年5月入职上海交大我院。2009年晋升为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近现代史、经济史和经济理论。在海内外专业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先后出版相关领域专业学术专著数部，完成研究课题数项。20几篇论文为《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或部分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