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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是当今世界所有国家的一个共同发展趋势。真正意义的现代化理论出现才几十年,但现代化不等于西化,也不是简单的工业化,而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变革系统工程。
一般说来,现代化包括非农业特别是工业与服务行业的相对迅速增长;商业化和与国际市场联系的日益紧密;经济相对稳定而持续的增长;城市化及与此相应的人口流动;多层次的文化、教育的迅速发展;收入分配渐趋协调平衡;组织与技能的专业化与分化;科层化或称行政化等等。其中,工业化与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诚然是实现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与关键,然而,如果社会人文环境得不到应有的改善,如果人民生活总体水平存在着严重缺陷甚至继续恶化,则很难说是已经全面实现了现代化。
现代化从来没有不可逾越的单一模式,因而不能用西方模式来衡量并套用于其他国家与地区。从事现代化比较研究的学者都承认,现代化有大体相同的指标体系,这就是共相;而共相必须寓于殊相,殊相就是各自不同的道路与方法,以及已经或即将建成的现代化社会的各自特点。客观的中国现代化研究,就是要将1840年以来的现代化研究放到工业革命至今世界各国的历史情境中去理解、比较与观照,以“会通”的精神,自觉地去追寻中国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注意在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过程研究中,考察中国早期现代化在物质生产层面的变化即工业化,特别重视与相似背景条件下的日、俄现代化过程相比较,寻求各国工业化的共相和殊相,从而给中国工业化以新的定位。此外,对于中国现代化的研究应着眼于人类文明的走向。
英、美、法三国于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完成的第一次工业革命, 标志着第一次现代化浪潮的形成,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基本上是出于社会内部自生力量的自然变化”,成为“内生型”现代化的模式。世界范围的现代化浪潮则形成于19世纪中期到“二战”以前,主要表现是现代化浪潮自西而东波及中国、日本、俄国。直接起因于抵御外侮、救亡图存的中国早期现代化,一度在清末十年、“民国”初十余年和1927年至1937年,有一定的发展规模,但步履艰难。而与中国的现代化起步水平相当的日本和俄国,在经历了一次不彻底的政治改革之后,建立起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机构,以军事工业和军队现代化为发展龙头,保证了现代化的正常运作。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失败是由于传统政治功能失效、社会失序、政治动荡造成的,这些不利因素远远超过日、俄两国。
中国的现代化固然要学习西方,但只能是创造性地探索属于自己的模式。尽管中国现代化模式也有其缺陷和不足,但必须依靠自身在实践中自我纠正、自我完善、自我成熟,而不可能以其他任何一种外来模式来取代。各国与地区都有自身特殊的国情,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千差万别,各国必须依据其国情与时空环境,设计切合实际的现代化蓝图与实施方案。中国更应该利用“后发”优势,总结“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的共性,再结合自身“个性”,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以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为契机,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加速科技现代化和现代化强国进程,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实现城市化、法治化,建立良序法治下的市场经济秩序,进而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立足中国自身发展阶段和发展条件,充分考虑经济全球化和外部环境变化所做出的战略抉择。
未来的世界将是不同文明进一步交流、碰撞、相互学习、相互提升、共同发展的过程。同时,这个过程又将是一个竞争的过程:道路的竞争、理论的竞争、制度的竞争,而这些竞争的根本是文化的竞争。以现代化研究牵引的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总结和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探究,是增强我国文化竞争力的必要工作。现代化理论虽源自西方,但在归纳“中国现代化理论”时,并非要抛弃西方的经验,而是应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中国社会发展与西方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双向比较。在对现代化的系统研究中明确中国参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价值,其中,文化的自信和自觉是一个基本的立场。现在的“世界之中国”,不再是被动卷入,而是主动地参与,因此,中国更希望世界了解自己,世界也希望更真实、更深入地了解中国,这一切给我们对于现代化的研究提供了良好机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应逐步走向世界,让其魅力经久不衰。
今天我们对现代化的理解需要注重以下四个方面的内涵:一是要全面把握现代化的本质内涵。现代化追求的目标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文明进步和人民生活幸福。全面深化改革有一个社会文化土壤问题,也有一个企业领导与劳动者的素质问题。而民族素质问题关乎国民性的改造问题。二是要积极发挥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的当代意义。中华民族现代化的特色既依据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也依赖于在新时期的创造。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的现代意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特殊的情况,除了历史文化背景与社会结构不同以外,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的差异,乃至于起步早晚与市场机遇的差异,都决定了每个国家必须走自己的路,依据自己的国情与面临的时空环境,来设计切合实际的现代化蓝图与实施方案。三是要特别注意研究和预防现代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复杂问题,尽可能减少其中的成本与代价。四是要立足于全球化的背景探寻我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现代化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方向,为此,我们应当坚定不移走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
用现代化这个概念来解释人类发展,与18世纪人文主义者提出的“进步” 观念、与19世纪达尔文主义者提出的“进化”观念、与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革命”与“过渡”观念等等都不尽相同。西方学者承认他们关于工业革命与现代化的概念中的一些基本思想借自马克思的思想,按照各自的历史观与方法论去研究现代化进程,这是毫无疑义的,但这些情况绝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忽视这个研究课题的任何理由。正相反,研究这个课题,正是今天马克思主义学术界的一个重要任务。组织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开展我们自己的研究,批判地吸收国外的学术成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显然也是我国社会科学面向现代化的迫切任务之一。罗荣渠先生早就提出:“在这样伟大的时代新浪潮面前,社会科学理论界应当振奋精神,敢于去迎接现代化的挑战!”
来源:上观新闻,2021年6月7日
作者简介:
乔兆红,女,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高端智库首席专家,上海东方讲坛特聘讲师。2003年6月获中山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同年7月进入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2012年调入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工作,2021年5月入职上海交大我院。2009年晋升为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近现代史、经济史和经济理论。在海内外专业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先后出版相关领域专业学术专著数部,完成研究课题数项。20几篇论文为《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或部分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