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3日上午9:30，由上海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主办，william威廉亚洲官方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承办的上海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2019年学术年会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主图信息楼8楼会议室召开，学院党委副书记张濠出席并代表学院祝贺会议召开。

会议吸引了来自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大学、同济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师范大学、东华大学、华东理工大学、海军医学院、岳阳医院等高校和学术机构的二十多位专家学者参与，围绕科学文化、医学伦理与生命伦理、人工智能伦理及科学技术哲学的其他问题进行了跨学科、专业性的学术探讨与交流。

上海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成素梅在开幕致辞中谈及今年在斯坦福大学为期四个月的访问交流时，表示斯坦福大学的交叉学科发展如火如荼，拥有如人工智能与哲学研究中心等多家交叉学科研究院，各种跨学科学术活动更是不胜枚举，可见“这恰是科学技术哲学发展的好的时代“。尽管近期国内相关专业在学科建制过程中遭遇了撤并等现象，但近年来国内不同学科如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都在围绕“科技”展开热烈研究和讨论。因而，加快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也是形势发展的需要。

谈及召开此次年会的目的，成素梅表示，一方面是展示上海市自然辩证法领域的最新成果，聚集行业优秀人才，群策群力，谋求更好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为硕士生和博士生提供一个学习交流、开阔眼界的平台。

张怡：“人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兴趣、优势自由地加入劳动分工中来”

东华大学张怡教授以《超专业劳动分工的哲学思考》为题，从介绍超专业劳动分工的概念、基本特征、存在的哲学依据入手，以亚当斯密、马克思恩格斯的传统劳动分工为例，阐释了其对传统劳动分工理论的挑战，认为超专业劳动分工依托于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和相关平台的支持，打破了传统劳动过程中亚当斯密的分工逻辑、传统的雇佣者与被雇用者之间的生产关系以及传统智力资源的垄断，是非线性逻辑的和跨界性合作工作。在这种分工中，传统的社会契约让位于心理契约。

张怡教授总结道，超专业化劳动分工为马克思自觉分工提供了依据和路径，“一方面，人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兴趣、优势自由地加入劳动分工中来；另一方面，借助人工智能有效抑制了互联网随机切入而导致的无序。“

李侠：“文化复古主义是没有出路的！”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李侠教授报告的题目为《科学文化作为修补文化鸿沟的桥梁》。

为什么以此为题呢？李侠教授说到：“一来，我国近年越来越强调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在‘四个自信’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二来，国内文化复古主义甚嚣尘上的现状值得反思。“

李侠教授以升级版的五四文化结构引入，即由德先生加赛先生的二元结构升级为德先生加赛先生加伊先生（Innovation,创新）的三元结构，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是具有高度弹性的“文化拼盘”的结构特点，分析了中国文化的四层结构，由外而内分别是文化的器物层次，提供效率与公平的制度层次，决定社会秩序的规范层次和群体的精神支撑的价值层次。相应地，科学文化的四层结构分别是科技产品的器物层次，建制与评价体系的制度层次，精神气质的规范层次和追求真理的价值层次。

       在当代中国文化中犬儒主义、颓废主义、虚无主义的三种思潮推动下，会产生文化分裂的后果。为此提出两条解决路径：一种是推行科学文化，另一种则是文化复古主义。而文化复古主义是退化的，没有出路的。通过对历史上和当前中国文明、欧洲文明、伊斯兰文明三大文明产出的比较，借助罗尔斯的重叠共识概念，得出科学文化才是修补文化鸿沟的桥梁这一结论。

    “张怡教授超专业文化分工这一概念的提出和分析很具启发性，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而李侠教授‘伊先生’的提法也别具特色。”上海师范大学王幼军教授点评道。

杜萍：“一个人”的篮球队

       海军医学院杜萍教授做了题为《中国传统伦理视域下的器官捐献与移植》的报告。她在开篇讲述了一位16岁因病去世男孩叶沙的故事，他的器官捐献给了七位患者，其中五位组成了一支“‘一个人’的篮球队”，并参与到宣传器官捐献与移植的公益宣传中去。

      杜萍教授在中国传统伦理视域下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发肤受之于父母”的传统孝道观是否影响了器官的“捐”的问题。以叶沙和姚贝娜为例，区分“小孝”和“大孝”的概念，并倡导“大孝”。二是“差等之爱”的仁爱观是否影响了器官“捐给谁”的问题。以中国演员付彪和美国前副总统切尼的例子引出对器官资源分配公平性的思考。认为缓解中国器官移植“寡”的核心在于建立公平公正的器官分配与使用体系。最后是“气聚而生、气断而死”的死亡观是否是我国器官移植的“命门”的问题。提出“要求国人从文化上，实现由心肺死亡向脑死亡的转变，实现对脑死亡的接受和认同”。

蒋廷辉：从“人体命运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岳阳医院的蒋廷辉医生以《人体哲学初探》为题，展开对人体哲学的讨论，提出了“世界是一个整体，世界就像一个人”的“世界人隐喻”，把人类文明比喻为一个6000岁的“青春期少年”，需要做好“成年规划”，才能健康发展。

      蒋廷辉医生以人体命运共同体类比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方面分析了世界的历史、发展形势与现状，另一方面分析了人体自身细胞、组织、脏器的运作，尤其是对肿瘤细胞的思考，提出了肿瘤的本质，即“肿瘤不是坏人，而是变坏的好人，确切说是失控了的能人”、 “肿瘤就是细胞的‘精英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等。最后提出“把人体哲学集成成为一套社会可用的理论体系，迅速运用于当代国际社会，解决当代社会的某些突出问题“的任务与希冀。

      亚里士多德曾说：“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这里的“惊异”即“好奇”。

     “进入哲学有两个好奇，一个是对自然的好奇，另一个是对人本身的好奇。”东华大学王治东教授点评道，“杜萍教授所谈的器官捐赠与移植问题不仅是医学问题，也是政治学、社会学问题，反映了一种生死观与伦理观。而蒋廷辉医生让我们从整体观的视角，从微小的细胞着眼，落脚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具有启发意义。”

计海庆：“科幻作品中机器人地位转变反映出社会对科技发展的态度转变”

   “科幻小说具有两重想象，第一层是关于科学或技术进步的幻想；第二层幻想关注的是科技进步对未来人类社会的种种影响，即在小说虚构的情节背后，蕴含了对人在高科技社会中可能的观念形态和生活方式的幻想。”上海市社会科学院计海庆副研究员在进行《西方科幻小说史上的“机器人”想象》的主题报告时表示，“科幻之为科幻，或说其魅力所在，更多是在于第二层幻想。”

       计海庆老师解读了四本科幻小说作品，分别是雪莱夫人的《弗兰肯斯坦》、恰佩克的《罗素姆的万能机器人》、阿西莫夫的《我，机器人》和阿西莫夫的《两百岁的人》。这四本书的出版时间横跨了19世纪初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百多年，“可以看出，人类看待机器人这一人造异类生命体时的态度经历了拒斥到接纳的转变。从中折射出社会对科学技术探索人类生命奥秘的事业，从怀疑、 批判到理解、 接受的转变”，他说到，“这同样是人类的自我认识的改变。”

王天恩：“人工智能把所有学科变成了人学”

      上海大学王天恩教授做了题为《人工智能伦理的规则规律一体化意蕴》的报告。他认为，“由于信息科技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科学和哲学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 在哲学、科学一体化过程中，更积极的因素来源于科学，哲学相对较为被动，信息科技积极主动地从哲学中吸收了很多概念和原理。

       信息科技中的“Ontology”就是从哲学中引入，又发展为与哲学中的“Ontology”有较大区别的概念，它事实上意味着哲学中没有展开的“对称轴的另一面”。信息科技首先以一套抽象的概念体系建成“Ontology”，然后落实到程序语言，再具体落地到物理语言。由于信息科技主要是做而不是说，这些发展虽然还没有哲学上的清晰性，并不妨碍做，但要推进哲学和科学一体化发展，就需要我们去讲清楚。

       针对王天恩教授的报告，成素梅理事长提出问题：“您认为‘人工智能的到来把所有学科变成人学’的提法，别人会同意吗？”王天恩教授解释道：“这是刚刚在发言时闪现的说法，确切地说应当是人工智能凸显了所有学科的人学色彩，人工智能映照出我们所有知识的人类学特性。就像艺术创作首先必须有整体构思，人工智能的发展表明首先必须有前提性预设，那就是基本的思维规定。这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重要启示。

     “事实上所有学科都需要有前提性预设。最基本的前提性预设并非所谓阿基米德点，而是我们根据特定具体条件下‘不可能不是如此’得到的；相应地，信息科技中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预设，则是根据特定具体的条件下‘只能如此’得到的，二者构成对称关系。”

上海交通大学安维复教授点评到：“我欣赏康德的哲学三问，即人是什么，从何处来，向何处去。计海庆副研究员通过对科幻作品的分析为我们展现出的是人到底是什么的问题。王天恩教授通过对‘Ontology’一词的展开以及对哲学、科学一体化关系的解读也体现出这三问。”他总结到：“我们做自然辩证法的人做的是哲学，做哲学的人关注的是哲学三问，从技术上来说关注的是本体论的、认识论的和伦理学的问题。”